查理觀點：當代日本人的自律與公德：台灣借鑑

前言

       最近到日本京都、神戶、大阪初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日本人的自律行為。五天內逛了些國際觀光鬧區、購物市場、自然景區及市區街道小巷，極少看見髒亂，整體市容可謂簡潔有序，靜美安謚。最奇特的就是很少看見當地人士或觀光客在戶外「邊走邊吃，邊坐邊喝」，無論大街小巷或交通工具的司機和乘客也都如此，與台灣甚是迥異。這究竟是國家法律過嚴，民族天性或傳統文化壓抑，還是文明進步象徵?

戰爭的戲劇改變

       當1945年夏，美國對日本廣島與長崎分別投擲了在人類戰爭中前所未有的原子彈後，確實在戰後對日本民族性格產生了相當影響。原本武士道精神即是推促日本軍人忠君愛國與視死如歸的力量泉源。這其間在文化裡還包裹了不少傳統道德、義務與內外責任，包括克己、禮仁、誠信、名譽、忠君、義勇與負責等文武兼修的理想，以及來自神道教的絕對理念，可謂相當支配了日本國民的一貫性格與文化。據於對帝國與天皇的絕對使命與責任感，二戰前的日本軍閥急於展現軍人政治魄力，對外激情征戰，企圖支配大東亞區資源，為日本軍經工業與國家發展提供更多可靠資源。豈料卻中途斷志敗北並連累了其數十萬名無辜百姓及後代。於是戰後日本反核，人民強烈反戰，朝野共同轉向致力於發展「國內大日本國」理想。

戰後的精神重建

      強烈的戰績勝負對比，或使日本朝野尷尬面對彼此，並踟躕迷茫於大日本榮耀與戰降帝國之間的功敗名望與歷史定位，因而陷入了某種因果弔詭與是非矛盾的心理困局。在追求國家發展與國民經濟上是實踐了個己正義與理想，但在國家之間卻是牴觸了國際正義禮範與公領域道德。因而二戰後的日本該面對的是要改將傳統武士道精神專注於本國推廣，還是要適切修正傳統武士道精神後再以柔性方式推廣於世? 畢竟其關鍵日本未來的國命幸福。觀察發現，二戰後在「由外而內的棒醒」與「由內而外的自省」雙重螺旋交織後，日本確實產生了某些變化，或謂重新詮釋與賦予武士道新的文武兼修意涵，將絕對主義的理想由國家硬剛文化轉而昇華為由內而外的軟性國民實力，這是一種客觀存在且無形的力量，從文化力去征服，以文化力去感染世界，另類的將私德理念化為公領域模範的象徵與文化策略。

異國的文化震撼

       首度旅遊日本即十足感受到異國文化的震撼，不得不敬服日本的潔淨街道與國民自律文化，即使自詡個性文化與隨興自由的西方國家觀光客，竟也拋棄後現代的任意行徑(Anything goes)，一致服馴一種無任何外在強制力與罰則的柔性迫力，使人們自動收歛的就範自律與守序。此種巨大的氛圍文化力量究竟是如何造就? 首先我們觀察到，在日本確實極少人邊走邊吃；一般通勤電車雖無明文禁止，但乘客們均未有飲食行為，僅長途特急或新幹線才有餐飲服務。很多人誤以為「政府有明文禁止」，其實主要是不成文的習慣與社會文化制約所致，也就是一種知識默會文化(The Culture of Tacit Knowledge)。日本政府並無全國性的法律明文禁止隨處飲食，僅有部分城市或活動場所因「環境整潔、衛生管理」而有規範或勸示，例如東京淺草觀光區的地方自治體或商店街可能有告示「請勿邊走邊吃」。某些地方則異，例如大阪新世界、淺草寺周邊等某些觀光地點、祭典或廟會場所，可容許訪客們於店攤旁就地飲食，但非拿著食物到處吃逛，即使觀光客們也少見隨手拿瓶裝水喝。

文化力的自然作用

       為何慣於攜杯帶食與自在逛遊的許多外國觀光客們也都願意主動入境隨俗? 此自與日本的國際地位有關。特別是在理性與智慧互徵，素養與文化互喻下，沒人希望被他國貶抑或輕視而有損國格；尤其是習以自居優位的歐美先進國家人士。何況空間氛圍「會說話」，場域整齊潔淨就是最好的象徵與代言，很多旅遊指南也會提醒在日本最好不要邊走邊吃，以免突兀自己並引來側目。便利商店或餐飲店也常鼓勵顧客在店內或指定區域吃完而不是帶著走。因此，即便外國人想「邊走邊吃」，實際上也不太方便。因而在此景下，某些自由也僅能暫時入袋「存而不論」。畢竟，國家形象與公眾道德可能更關乎民生利益與社會健康。

簡潔有序的文化質感

       日本人的簡實生活條理觀也表現在建築、街道、住家等物質層面。相較中國傳統廟宇建築的繁縟綴飾，日本神社相對較為簡約平實，街道也整齊落淨。環境管理思維深蘊秩序美感。此空間美學或受神道教絕對意識影響，使線條形構與色澤決意取向素淨的出世觀，迴避了塵世繁慾迷惑，並以此規約人性。很難說這不是一種由外轉而內的自我修練，將武士道文化內蘊修身並體現於日常禮儀與社會觀感。即使單純的飲食也要講究專注、潔淨及場合正當性。或許，縱慾般的反文化脫序能破壞既有禮範而碰撞既有文化規約，並可能侵蝕道德底線而再使人性失控。從此而觀，超越「忠於君」的「忠於國」，以及克己、負責三者恐怕影響日本民族性格最劇。

情感與力量的昇華

       想像一種強國降服後的集體國恥感，如何使日本從人性情感、道德混沌與創傷的記憶中踏出；並換將雄略蟄伏於新國民性、經濟建設與文化藍圖。雖然僅是數日在城市的街道巷角、旅館廳堂、麵店餐館、電車裡外、神社廟寺、觀光市集的旅遊觀察體驗，以及參閱網路中的日本旅遊視頻直播；但若從物質反映心理而觀，當代日本國民主要特質可謂是情感內斂，社交羞澀，忌懼輿論；克己復禮，講究規範，自律守分；工作求細，兢業守責；恪遵秩序，人際和諧，避免衝突；集體意識，默守氛圍，以及生活簡約潔淨。都會前衛的年輕世代、新創潮族與鄉村偏郊的傳統價值觀及行為文化則相對較見兩種不同的自在與鬆懈，且在政治、性別平權等議題上顯現差異。

日本新國民文化對台灣人的啟發

       日本的過往「搏命精神」實未消失，而是轉移到產業經濟發展。當代日本國民性的主調或可被視為即似對過往歉疚責省後的改頭換面實踐，將部分追求物質建設的理想分向重建於日本更具隱忍與韌性的國民心理素質，轉昇華戰功彪炳為職涯理想，追求頂尖工藝精神與世界服務典範，是另一種求勝的場域實踐。簡言之，日本整體的歷史國民性格變遷，可謂已從二戰前忠君的「國族集體責任感」到戰後忠於國家的「國民群體責任感」；從追求國家強盛榮耀的理想轉昇華為追求國家文化地位與國民素質的美感。反觀台灣，無論城鄉均相對顯現過度自由、自在與隨興，街道普遍呈現人、車、物凌亂現象，即使在最高檔的高鐵車廂裡也常見少數年長者持手機擴音追劇，台鐵新自強號列車則多見是中年族群及新住民移工族群，反而年輕世代較為自律守紀。國家不能僅是追求物質繁榮，國民文化素質才是根基，因此台灣最需優先努力求進的是國民自身，因那將影響我們的國際國格與國民地位。